谁能想到，相隔六十一年，一位白发老人抱着母亲三十岁时的黑白遗像，在机场盯着那坛盖着国旗的骨灰贝股通，手都在抖——这是2010年12月朱枫烈士骨灰从台湾移送北京时，让在场所有人红了眼的一幕，而真正魂归故里、安葬宁波，还要等到2011年的夏天。
朱枫是浙江镇海人，1905年出生在开钱庄的家庭，可她偏不做养在深闺的小姐，二十岁就跟着进步青年搞妇女运动，还参与创办新知书店，把进步书籍送到年轻人手里。她真正入党是1945年在上海，那时候她已经四十岁，经历过生活的起落，更清楚自己要为国家做些什么。1949年大陆快解放时，台湾还被国民党控制，组织需要有人去台湾对接吴石将军，传递军事情报——这个任务危险重重，朱枫没犹豫，当时她女儿朱晓枫才17岁，她只说“去南方办点事，很快就回来”，收拾了只小皮箱，装着换洗衣物和给女儿织了一半的毛衣，11月从香港转道抵台。
展开剩余78%到了台湾，她化名“陈小姐”，用银行职员的公开身份做掩护，悄悄和吴石接上了头。吴石把标着金门、舟山防御部署的图纸，还有国民党部队调动计划，藏在书本、饼干盒甚至假牙盒里交给她，她再想办法送到香港的接头人手里。那时候台湾白色恐怖正凶，街上特务随处可见，她每次出门都要绕三四条街，确认没人跟踪才敢赴约。有一次她把情报藏在口红管里，过哨卡时被特务拦住检查，她强装镇定补了口红，特务没看出破绽，就这么蒙混过关。
可危险还是来了。1950年1月，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叛变，把吴石、朱枫全供了出来。吴石知道情况危急，立刻给朱枫签发《特别通行证》，让她先逃去舟山，再从舟山转去香港。可2月18日，朱枫刚到舟山就被特务抓住了。被捕时她趁人不注意，把手里的接头地址纸条塞到嘴里嚼烂，绝不让信息泄露。
关在台北“保密局”监狱里，特务用刑逼供，鞭子抽、坐老虎凳，她浑身是伤，却只说“我是中国人，做的都是该做的事”。后来她趁特务不注意，吞服了藏在身上的金饰自杀，可惜被抢救了回来。临刑前，她给家人写了封绝笔信，纸被眼泪打湿，字却工整：“我已尽忠，你们要好好活下去”。1950年6月10日，她和吴石、聂曦、陈宝仓一起，在台北马场町被处决，年仅45岁。
她的骨灰一开始埋在马场町乱葬岗，后来被好心僧人迁到台北县中和市的富德公墓（原圆通寺公墓）贝股通，立了个没名字的小坟——那时候没人敢认“匪谍”的骨灰，墓碑上只登记了“朱湛文”（笔误写错的名字），标注“故显妣陈母之墓”，没人知道这是朱枫。
大陆这边，朱晓枫从1950年下半年就没了母亲的消息。一开始盼信，后来听说“台湾抓了不少地下党”，心就沉了。她问组织，组织只说“朱枫同志失联了，我们还在找”，这“找”就是几十年。朱晓枫后来成了教师，结婚生子，家里始终留着母亲的小皮箱，还有那张风华正茂的遗像——照片里的朱枫穿旗袍、梳齐耳短发，笑起来眼睛弯弯的，是母亲三十岁时拍的，也是她最清晰的记忆。
1987年两岸开放探亲，朱晓枫第一时间托去台湾的老乡打听，可问了好几年，要么说“没听过这个名字”，要么说“马场町的坟早平了”。直到2005年，台湾民间历史学者徐宗懋整理富德公墓旧档案时，发现了那座“朱湛文”的坟，比对吴石案资料后，怀疑这可能是朱枫的骨灰。朱晓枫听到消息，立刻办了赴台手续，在公墓里找了三天，终于看到那座小土坟，她蹲在坟前抱着遗像哭：“妈，我找到你了，咱们回家。”
确认骨灰身份花了五年，两岸民政部门、学者一起核对档案，还做了DNA比对——朱晓枫捐了血液样本，2010年终于确认这就是母亲的骨灰。12月，台湾桃园机场，朱晓枫穿深色外套，头发全白了，怀里紧抱母亲遗像，工作人员把盖着五星红旗的骨灰坛交到她手里时，她深深鞠躬：“妈，咱们先去北京，再回浙江老家。”
2011年7月12日，宁波镇海烈士陵园，朱枫的骨灰终于下葬。墓碑上刻着“朱枫烈士之墓”，旁边放着她当年用过的小皮箱复制品。朱晓枫带着家人来送葬，把母亲爱吃的宁波汤圆摆在墓前，轻声说：“妈，到家了，以后再也不分开了。”
现在去宁波镇海烈士陵园贝股通，常能看到有人在朱枫墓碑前献花，有学生，有老人。大家看着墓碑上朱枫年轻时的照片，再想起2010年那个白发女儿抱遗像的画面，都忍不住叹气——哪有什么岁月静好，不过是有人把青春和生命，藏在了我们看不见的地方。只是不知道，还有多少像朱枫这样的烈士，骨灰还在漂泊，家人还在等着那句“咱们回家了”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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